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中国威胁论”已成为澳大利亚扩军备战的借口，这种做法与美国、日本等国如出一辙：先确立假想敌，再请求拨款，以扩军备战。

　　今年就此发声的美国高官，轮到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这位美籍华裔官员，和印度渊源颇深，他曾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

　　印度是2023年G20轮值主席国，策划组织了几十场相关会议和活动，会议主题涉及青年、科技、创新、减债等，优先关注“绿色发展、气候金融、包容增长、数字经济、公共基建、技术转型、妇女赋权”等领域，多达50多个印度城市参与其中。《球叮足球下载安卓》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某基础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比如科技部、基金委等。研究所对科学家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但因为项目不是自己选的，所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同时也不对项目的缺失或对错负责。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