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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要抓住政策重点。中国目前的政策重点应是降低育儿成本和缓解工作—家庭矛盾。育儿成本主要体现在教育成本和住房成本上，要加强对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监测，重点治理突出问题。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规范教育培训市场。通过面向育儿家庭提供住房补贴、购房优惠、保障住房等措施降低育儿的住房成本。加快0~3岁社会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速度，除了建设传统的公办、民办托育机构以外，应鼓励多种形式托育服务的发展，包括发展企业托育服务、兴建家庭托育点、支持隔代托育照料、实现幼儿园向下延伸等，目标是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安全、便利、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进行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建立覆盖孕期、育儿期在内的亲职假制度，设计合理的假期成本分摊机制，让假期能落到实处，缓解年轻人特别是女性的工作—育儿矛盾。

　　第四，要重视性别平等建设。目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女性依然承担了育儿的主要成本，从而抑制了她们的生育需求，也使一些生育支持政策收效甚微。在生育支持政策制定中充分考虑性别平等的建设，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促进家庭责任的合理分担，引导父亲积极参与育儿过程。一方面加强宣传，让公众了解父亲在育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夫妻共同育儿带来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激励制度进行引导，对于父亲参与育儿的在育儿假、生育补贴方面都设置额外奖励。

　　一位在云南烟草系统工作了30余年的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对名优烟的放开标志着中国烟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放开前，因价格低、质量上乘、产量小等原因，云南的烟在市面上供不应求。放开后，很多香烟价格翻倍，“如纯香云烟，之前是15~16元/条，放开后40多元/条，还供不应求”。

　　“三年的新冠疫情对民航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民航局局长宋志勇公开透露，去年有8家航空公司资不抵债，而对于已经到来的2023年，民航局则定下了力争实现盈亏平衡的目标。

　　多位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冯斌在云南中烟做过营销工作，技术水平比较欠缺，他和李天飞关系密切，李天飞任云南中烟副总经理兼任技术中心主任时，他出任常务副主任。2017年1月，李天飞不再兼任，冯斌接任技术中心主任一职。

　　3月26日，中国同洪都拉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政府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他说，媒体上流传着很多“中国在不丹领土上兴建设施”的消息，但那些设施根本“不在不丹”。不丹已经明确澄清过，所谓中国“入侵”不丹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就像广西、贵州，也的确从大湾区获得了不少“实惠”。以贵州为例，从2016年与华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起，华为云逐步成为贵州首家百亿级大数据企业，对贵州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

　　车企最先面对的是政策层面的改变。2023年，新能源汽车国家购置补贴政策正式退出。这项从2010年开始实施的补贴政策，在经历了数次取消和延长之后，终于在2022年12月31日画上了句号。

　　全国政协党组副书记石泰峰、胡春华，党组成员沈跃跃、王勇、周强、巴特尔、陈武、穆虹、咸辉、王东峰、姜信治出席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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