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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研究当下的根本困境，实质上指向经费分配结构问题。专家指出，基础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基础性、长期性和难以预测性。对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而言，这种以竞争性项目为中心的支持模式会造成科研人员浮躁之风盛行，功利主义导向，在选题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内出成果，使得基础研究有限的经费并没有流向真正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上，经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这样的模式并不十分适合基础科学研究，科研人员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探索。”庄辞说。

　　物流速度“快”了起来，电商增长却“慢”了下来。随着电商平台增长放缓，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3.79万亿元，同比增长4%，上一年这一数字则是14.1%。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表示出积极修复双边经贸关系的意愿，现在这一意愿正在进入落实阶段。

　　生态环境部3月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介绍，今年3月以来，国内沙尘天气偏多，一是因为下垫面利于沙尘活动。2022年蒙古国降水较20年同期偏少，沙源地植被覆盖较差；而且，3月以来，蒙古国南部和中国西北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5~8度，这导致冻土层沙土快速融化，同时沙源地基本无降水，地表无积雪覆盖，导致大范围地表裸露。

　　对于菲美军事合作，菲政府一直试图进行解释。菲外长马纳罗19日出席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也称，菲将“不会允许美军在这些军事基地内存放用于‘防卫台湾’的武器”。不过，菲国内近来越来越多人感到担忧。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姐姐、参议员艾美·马科斯日前连续质问菲国防部长加尔维斯：“先生们，我们和台海冲突有什么关系？我不明白。”“如果你看一下新增军事基地的地点……它清楚地表明，这是预计的台海冲突的第一线。是这样吗？”“为什么我们要在离台湾那么近的地方进行军事演习？”

　　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如“萨德”入韩事件、海域划界和中韩渔业纠纷等都会影响韩国民间的对华认知。詹德斌认为，一些韩国民众错误地将中韩实力对比和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变化、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以及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等问题归罪于中国。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中韩实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数据显示，中韩建交前一年（1991年），韩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GDP的86%。在与中国的对比中，韩国人的这种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20年韩国GDP规模下降到只是中国的1/9，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

　　对于该项目的设立，基金委原主任杨卫解释，除以竞争性支持为主外，对科学研究需要考虑稳定支持的模式。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基金委启动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计划围绕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方向，对跨学科的大型科研群体进行约10年的稳定支持，每年资助研究经费超过3000万元，以期待在我国基础研究地貌图上隆起学术上的“世界高地”。

　　为了突破“两弹一星”中的瓶颈，国家成立计算机所二部，专攻微型计算机和三极管等项目，这是中国第一个芯片研究团队，黄令仪是团队负责人。在缺资料、缺设备、缺人才、缺材料的情况下，她带领队员们呕心沥血成功研制出半导体三极管。

　　据悉，从4月23日开始，该访华团将在5天内访问香港、深圳、天津和北京。访华团第一站是香港，双方将就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进行交流，访华团还将参观香港科技园；在深圳，访华团将和广东省政府交流；在天津，该团将访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探讨澳大利亚在中国“3060目标”（中国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编者注）方面的合作机会；在北京，访华团将与专家就创新创业和合作机会进行对话。

　　这种模式下，近年来，北生所在细胞程序性死亡、感染与天然免疫等多领域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20年过去，它仍是中国科研体制内的“特区”，模式没有得到复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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