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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思东说，正因为医科院建设和运营成本都很高，尽管有必要建立医科院，但各个地方也应该保持头脑冷静，不能跟风式建设。“如果所有地方都去建设千篇一律的医科院，这件事也就失去了原有意义。”他说。

　　上海疫情高峰时，多个方舱都出现了收治高龄老年人的情况，部分老人甚至有老年痴呆等认知障碍。普通方舱缺乏照顾重症的专门医疗条件，在高峰时又存在收治人数饱和而医护资源不足的情况，无法及时对老年人进行医学监测，这些都会加剧高危老年人从轻症转重症风险。

　　2021年11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奥密克戎为需要关注的新冠病毒变异株。一年来，关于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重症和死亡的致病力问题备受关注。据报道，近日，一项来自国内科研团队的验证性研究数据显示，相较于新冠病毒的原始毒株和随后出现的其他变异株，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致病力呈现几何级数下降。

　　可以看出，这个“专家团”涵盖了多个领域，专业度很高，权威性很强。专家们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围绕疫情防控的关键问题深化研究，建言献策，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政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但是，一遍遍的传播、一次次的分享，让这件事被叙述得绘声绘色。再加上计划于2日召开的恒大月度工作会议临时取消，让这件事越来越像真的了。

　　北京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持续做好文娱领域税收监管工作，依法严肃查处涉税违法行为，坚决维护我国税收主权，不断提升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的税法遵从度，进一步营造法治公平的税收环境。

　　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香港的医疗救治条件与众多发达地区不相上下，但为什么此前新冠暴发时病死率却这么高？其中一个原因，尤其是在疫情暴发早期，医院挤兑致使新冠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同时也影响了非新冠重症病人的及时入院和治疗。香港当时的疫情来得很快、很猛，威尔斯亲王医院病床占用率曾一度高达133%。其实，真正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症病人并没有那么多，医院超负荷运转的原因是，疫情早期没有及时做好分级诊治工作。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工作人员发现“10混1”初筛阳性后，要立即通知相关人员落实就地隔离管理，并配合上门核酸检测。所有混管阳性人员需采集鼻咽拭子标本进行复核，如果复核结果均为阴性，要立即对相关管控人员解除管控；如果核酸结果发现有阳性，要及时将相关阳性感染者进行隔离观察或救治，同时要进行风险研判，对判定的密接人员进行追踪管理。

　　11月11日发布的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中专门提到，要加强医疗资源建设，制定分级分类诊疗方案、不同临床严重程度感染者入院标准、各类医疗机构发生疫情和医务人员感染处置方案，做好住院床位和重症床位准备，增加救治资源。

　　唐金陵今年3月时曾做过一个初步测算，假定一个1700万人口的城市，可用来集中隔离病人的房间是4万个，每个感染者背后还有15个密接者也需要隔离。如果参照香港早期疫情发展速度，新增感染者以每天30%左右的速度攀升，一周多以后，隔离设施就会处于崩溃边缘。而且，这一过程与城市大小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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