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贵伦指出，从制度体系上来说，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抓宏观顶层设计和微观基层实践很重要，但中程运行机制也非常关键，“光是宏观有政策，微观抓落实，但是中间不畅，渠道不通，会有问题。信访工作作为社会工作和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纳入这个体系，否则就会造成中间的环节脱节”。

　　她曾表示，“我必须在促进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和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之间保持平衡。”雷蒙多说，在高层方面，需要尽可能在任何领域与中国打交道，尽可能推动发展、促进贸易，但也需要保护必须保护的一切。“我在这两件事上都要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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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中，不少美方学者和企业家表达了“到中国看一看”的想法。去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许多美方人士因无法访华而焦虑。相隔一年后，他们的访华意愿有增无减。向我们表示访华倾向的不仅有迈克尔·弗罗曼，还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欧伟伦（William Overhalt），以及该学院资深教授约翰·霍尔德伦和丹尼尔·施拉格等人。欧伟伦是最早提出“中国崛起”的西方学者之一。约翰·霍尔德伦平时非常重视大国间的科技合作。丹尼尔·施拉格的观点是“碳排放问题需要世界所有国家共同行动才能解决”。他们中的一些人担任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顾问。

　　在长三角某药企市场部工作的陈立同样感受到了此次反腐风暴的强劲。陈立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学术会议。因疫情影响而未能正常举办的学术会议原本在今年迎来了爆发期——上半年，公司最忙碌的时候可以达到周末两天组织参与十几个学术会议。陈立说，但从7月31日开始，所有学术会议都被叫停或延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