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他把水火箭的研制、升级、实验，一一记录下来，发在抖音上。如今，单条视频最高播放破千万，获69万点赞。网友在他的短视频下留言，“这才是科学课该有的样子”“给孩子们种下了科学的种子，放飞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改进，一次次的探讨，这才是科学探究精神”……

　　马尔斯在报告发布后对记者说，由于“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威胁到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并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澳大利亚需要在国防上投入更多资金，制造弹药并发展打击远程目标的能力。《世界杯淘汰赛》　　中国索道协会秘书长黄鹏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重庆长江索道交通属性现在“已经弱化”，目前更多的是旅游价值。“我们还把它纳入城市交通系统，但目前实际上是一个景点，是把索道作为主体，把站点周边联合起来打造形成的景区，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他说。

　　李亮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但步子仍迈得太小，每年通过的原创推荐项目很有限，“多数通过的项目背后都由院士推荐和支持”。杨卫建议，基金委应继续夯实推荐者的责任，进一步扩大项目资助额度，容忍一定的失败率，并采用滚动式支持，“重点不在于你支持了多少项，而是确实支持了一些好的项目”。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85%以上的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评审需要区分所属的科学类别。记者查阅2019~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集中于受理情况》年度报告后发现，四年间，申请项目中，选择第二、第三类项目占比不断上升，一、四类项目占比有所下降。2022年，全部提交的294300多项项目申请中，选择第三类“需求牵引”的项目最多，占申请总量的45.14%，第二类“聚焦前沿”项目比例是44.57%。与之相对，第一类“鼓励探索”项目仅有5.05%的人申请，但回到2019年，这一数字还是17.9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