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庞大、耀眼的掩埋遗物对三星堆遗址与文化整体的研究和探索也构成了些许干扰。参加过1980年至200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和组织工作的赵殿增曾坦言：“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工作的计划性，同时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不仅上千件埋入时就被有意打碎文物的修复、整理、研究、保护工作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而且社会各方面对这批文物的关注和需求，使我们无法正常地继续原有的工作。”计划被打乱的最直接影响便是发掘资料的整理与考古报告的发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就在论文中表示过：“从祭祀坑旁边的三星堆开始，兴奋的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新的探索，自然就忽视了一项最基础的工作——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表。1980年发掘后发表简报《广汉三星堆遗址》，这样及时的发掘—整理—发表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很好地延续下去。”时至今日，研究者能够使用的资料，除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三星堆祭祀坑》，只有1934年、1963年和1980年的三个简报，没有详细的正式报告。

　　对城墙的寻找其实是先于器物坑的。在1985年的调查中，残长1000余米的东城墙和残长600余米的西城墙便得以发现，只是此时对南北城墙的判断尚不充足。1989年，三星堆土埂以南约500米的“龙背梁子”被确认为残长1050米、人工垒筑的南城墙。与此同时，通过地层叠压关系，也确定了城墙的建造年代在三星堆遗址二期（相当于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在二期末至三四期（相当于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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