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每10万人口约有7.1张重症监护（ICU）床位，这个比例与美国的34.7张、德国的29.2张相比，虽然偏少，却是中国内地的1.78倍。

　　专家还建议，为了防止医疗挤兑，每个城市都应摸清自己的医疗资源，并且划定一条防止医疗挤兑的预警线，比如普通床位和ICU床位占用率，这样就能在疫情靠近预警线时，快速采取行动，比如启动备用床位，增设定点医院等，同时也要辅以更快速、更精确的分级分类收治措施。

　　上海疫情高峰时，多个方舱都出现了收治高龄老年人的情况，部分老人甚至有老年痴呆等认知障碍。普通方舱缺乏照顾重症的专门医疗条件，在高峰时又存在收治人数饱和而医护资源不足的情况，无法及时对老年人进行医学监测，这些都会加剧高危老年人从轻症转重症风险。《手机怎么赌足球》　　追阳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作为经常与阳性病例近距离接触的人，这个工作本身极具危险性。若出现某个操作失误，就会有被感染的风险。对此，他们只是淡淡地回应：“担心肯定有，但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尽快做好就能早日解封，大家都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电话告知混管异常人员绝非易事，联系不到本人、被当作诈骗电话抑或是打通了被直接挂断，都是常有的事。工作时间长了，王润航跟同事也总结出了小技巧：“先用手机打，手机不行换座机，再不行就联系他的物业，让物业去现场给他说明情况。”

　　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香港的医疗救治条件与众多发达地区不相上下，但为什么此前新冠暴发时病死率却这么高？其中一个原因，尤其是在疫情暴发早期，医院挤兑致使新冠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同时也影响了非新冠重症病人的及时入院和治疗。香港当时的疫情来得很快、很猛，威尔斯亲王医院病床占用率曾一度高达133%。其实，真正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症病人并没有那么多，医院超负荷运转的原因是，疫情早期没有及时做好分级诊治工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