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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俏彬表示，中国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主要通过放权、经济利益的调整来激活微观主体活力，农村和企业改革中使用的承包制改革逻辑后来延伸到政府的财政关系中，这是当时实行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但到了1994年前后，中央财政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出现中央向地方借钱的怪事。“当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问题在于，“城中村改造+房票安置+PSL低息贷款”，能否构成2024年稳增长、拉动房地产投资的重要政策组合？对此，孙林指出，如果把城中村改造比作是发射卫星，那么包括PSL在内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就是卫星运载火箭的“第一级”。从棚户区改造的历史经验看，PSL作为一种政策性贷款，在“十三五”期间投放2.6万亿元，占到棚改总投资三分之一多，同时表现为前高后低的特征，即棚改前期靠PSL等政策性金融工具“点火发动”，中后期则靠商业银行贷款支持，助力棚改项目成功“送上卫星轨道”；预计PSL也将配合“三大工程”建设，在今后2-3年内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投放，确保城中村改造的发展目标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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