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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美关系之外，美国智库观察中国的视角已从关注“疫情”话题逐渐回归常态化，特别是一些跟企业界和经济界关联比较密切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研究者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人口问题和与青年人有关的话题。他们还试图通过这些研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动力进行预测性讨论。

　　7月2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其中调整行贿罪法定刑，与受贿罪法定刑相匹配，实现“行贿受贿并重处罚”。李岑岩向记者介绍，判断单位行贿罪和个人行贿罪的依据，需要考虑个人与单位之间属于合作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单位是否有直接或间接受益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判定。

　　除去“卖一买一”的改善型需求，还有两类人群受益于新政。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都市圈的流动人口、长期居住在广州、深圳但在周边购房的年轻人或外来人口两类人群也受益于政策。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的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是“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有几个新特征，比如国企主导代替民企，综合改造（比如市政和公服补短板）代替房地产单一改造，公共属性回归代替完全的市场化。因此，改造的资金投入非常大，而且期限错配很严重，后期不管是运营回收资金还是卖地回收资金，周期都很长，而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地能否卖出去。因此，解决资金问题、解决资金期限错配是头等大事。”广东省规划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向记者解释说。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广州此举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他预计，下一步将有更多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主动选择实施“认房不认贷”政策，更好地降低居民住房消费负担，更好地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在长三角某药企市场部工作的陈立同样感受到了此次反腐风暴的强劲。陈立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学术会议。因疫情影响而未能正常举办的学术会议原本在今年迎来了爆发期——上半年，公司最忙碌的时候可以达到周末两天组织参与十几个学术会议。陈立说，但从7月31日开始，所有学术会议都被叫停或延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

　　在此背景下，一些智库对华研究团队也发生调整，一批新老“知华派”人士开始担当重任。比如，今年夏天，主持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多年的李成前往香港大学，担任该校中国与世界治理中心创始主任。对这一变化，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评论说，这是美对华新冷战下的“人才脱钩”。李成的位置已由曾在美国使馆担任过外交官的“知华派”何瑞恩（Ryan Hass）接任。巧合的是，何瑞恩跟迈克尔·弗罗曼一样，也在奥巴马政府中任过职，扮演过对华政策顾问的角色。再如，白邦瑞离开了近年来极端化倾向明显的哈德逊研究所，到传统基金会担任中国研究负责人，最近常以“中国战略高级研究员”的身份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　

　　“广州是目前全国首个响应三部门政策，打响了‘认房不认贷’的第一枪，其信号意义非常强。”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广州是一线城市首个出台政策，意味着一线城市在政策上真正做了松绑。

　　而另一边，药企内部“达标会”频繁召开，公司开展合规培训，搭建合规体系，一位从事医药合规的律师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开展反腐行动以来，每天都接到很多药企电话咨询合规培训，“整个八月，我几乎每一天都奔波在各个企业之间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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