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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晓陶分析说，涿州如果在通知蓄滞洪区民众转移时，告诉大家，北拒马河上游洪峰流量达到6000多毫米/秒，是“7·21”的两倍多，可能大家的警觉性会不一样。此外，他补充，日本在向公众发布灾害预警时，还会制作避难转移图，细致到告诉人们，如果当地被淹，该去哪个避难所，一些路会被淹，走哪条路更安全。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甚至在日常公布给大众去学习，但国内在这一点上目前还没有这么精细。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频发，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跟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贷前审查阶段，金融机构因为将公职人员当成“优质客户”，进而对他们的贷款合同疏于审查，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发贷过程中，没有对这笔款项的走向和实际用途进行认真把关；放贷后，很少去监管这笔资金是否在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相较南方地区，很多北方城市的基础设施在应对这种极端暴雨及其引发的内涝、洪水等方面更加薄弱。前述熟悉涿州市水利的人士曾去江淮地区一些城市调研，他注意到，当地会将通讯塔下的机房、供电的变压器等设置在距地面一定高度，但华北地区很少有地方这么做。

　　浙江省江山市监委委员毛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公职人员获取信贷资金的优势，让少部分人动起了歪脑筋，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在担任副校长期间，张广负责安全稳定、后勤保障服务、人民防空、国内合作、医疗卫生、社区管理、基础教育工作，分管安全保卫部（处）、后勤保障处（社区管理服务办公室）/后勤党委、国内合作处、校医院、劳动服务管理中心，联系北航实验学校、幼儿园、各地校级合作基地、北海学院。

　　快速恢复通讯。全市采取基础修复和应急措施恢复通信，8月4日打通了最后一个失联村应急通讯。截至8月8日18时，342个村全部恢复通信。

　　除此之外，毛昭晖认为，刑法设立高利转贷罪至今尚未修改过，随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犯罪行为变得更为复杂，有的涉及违法行为、有的涉及违纪行为。犯罪涉及到的人员也更广泛，包含政府、政法机关、金融系统的官员等等，有的还涉及代理人等。他认为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情形进一步细化。

　　为期两天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于当地时间8月6日在沙特城市吉达闭幕。从新华社报道来看，“与会各方强调通过国际协商实现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的重要性”。

　　其实，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在今年早些时候，李辉出访欧洲，从乌克兰到德、法、欧盟总部，再到俄罗斯，没有一站是俄、乌代表同时在场的。

　　目前，最接近“万亿城市”的是江苏常州和山东烟台。2022年，常州和烟台的GDP分别为9550.1亿元和9515.86亿元，常州以34亿元的微弱优势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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