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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自我感觉似“糖爹”一般对梅洛尼说“对我好点”的话言犹在耳，回到了意大利的梅洛尼也说着希望退出“一带一路”文件的话，却还称要派出代表团到中国来解释。

　　不过，张存龙提到，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水系不同，海河流域的河流大多源短流急，从水源到下游距离短，这对极端天气的预警机制提出极高要求——要准确，还要有预见性，能提前告知下游地区的风险。但洪水来得太快，预见期短，可能会出现通知不及时的情况。

　　包括王新在内的数位受访者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应充分评估高利转贷利益链末端者（指最终接盘的“转贷人”，例如民营企业家）的实际需求，多给他们贷款扶持，让高利转贷者失去存在空间。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去年重庆GDP超越广州，排名全国第四。不过，今年一季度，广州GDP反超重庆31.03亿元，第二季度结束，重庆后来居上，再次反超广州。

　　“处在拒马河下游的县市，近些年日益缺水，我们其实不希望上游修水库。”上述熟悉涿州市水利的人士坦言，这种心理十分矛盾。一方面，发生这么大的洪水后，当地需要水库来调蓄洪峰；但另一方面，不能为了防洪，使农业、工业生产受到威胁，“不是简单非黑即白的事情，需要多学科多领域论证”。不过，程晓陶认为，时隔多年后，此次河北受灾是一个契机，以审视是否需要建水库。

　　黄平回忆，当时为了防灾，他留在北京统筹，一位负责日常运营的副总到了涿州，但由于封路，只能到库房附近，库房现场也安排了人员负责调度。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来看，他们预判可能有风险，但不一定特别大。之后他们开始组织人力把低处的书往高处搬，但因为库存书籍太多，库房剩余空间有限，加上停电，电梯停运，临时又请不到搬运工，搬运效率很低，导致书籍无法及时挪走。后来，大家想办法凑到了2000包沙袋，在此之前，黄平向涿州市政府求援，但由于洪水来袭，加上人力不足，部分沙袋运不过来。“在这么大的灾害面前，所有人都尽心尽力了，我们都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

　　中图网介绍，当晚救出被困人员的一共有三波救援队。第一波是政府协调来的救援队，他们赶来将孩子和孕妇安全转移了出去。后来是山东聊城雄鹰救援队，当时现场情况复杂又是深夜，危险系数非常高，是他们一趟又一趟把被困人员带到了安全的地方。最后一波也是官方调配的救援队。“真正的萍水相逢救命之恩。”  

　　即便如此，仍然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出于和公职人员存在利益交换等原因，扮演起“内鬼”角色，违法放贷，帮助公职人员顺利通过高利转贷牟利。

　　这轮强降雨中，北京降雨量的极值是744.8毫米，在昌平区的王家花园水库，遭遇北京地区140年来最大降雨。8月3日，新华社从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7月27日以来，河北全省降雨量7天的降雨折合成水量，达275亿立方米，相当于全省大中型水库总库容的2倍多，共转移约122万人，其中，蓄滞洪区转移85.7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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