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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学年度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中透露，在2022~2023学年，东城、西城、海淀、朝阳的小学招生人数全部负增长，分别比上年减少664、937、864、1295人。其中，东城、海淀、朝阳已经是连续两年负增长。

　　总体来看，目前已公布数据的22座万亿城市，有接近一半没有跑赢全国平均水平。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层面最重要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比如房地产相当惨淡；进出口层面，部分城市订单下滑，对外贸影响特别大。

　　本次洪灾中，在很多山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撤离、转移安置过程的处置混乱。“是否有合适的转移安置点，有没有提前对安置点做好资源评估、及时维护，这些涉及到资金和资源，需要预先做好储备。”杨赛霓说。她强调，对资源不足的山区而言，如何更好用好社会力量也很重要。面对极端天气引发的大灾，关键时刻，基层应急的跨地区帮扶能否有效启动？

　　程晓陶提到，根据城市级别、流域重要性等因素，国家对不同的江河有专业的防洪设计标准，地方不能随意提升。理论上，一个城市在规划时，重要的基础设施、居民区、工厂应尽可能避开易涝的高风险区。但在国内，土地资源紧张，“人和水争地不可避免”，导致一旦受淹，损失严重。

　　2014年1月，王鹏翔拿妻子叶某某名下的一处房产作抵押，伪造装修合同，向某银行机构申请装修消费贷款200万元。2014年11月，这笔贷款到达王鹏翔指定的虚假装修承包人的账户，再通过其公司员工徐某某将这笔钱转到王鹏翔岳母账户。放款当天，王鹏翔将账户上的钱立即转贷给三名利益关系人，赚取利息差。经查，王鹏翔转贷收取的利息收入高达150.48万元，支付银行贷款利息32.02万元，违法牟利近120万元。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要实现更精准的天气预报，需要资金和很强的技术能力，而且要精确到较小区域尺度，“目前还做不到这么精细化”。北方城市发生这种极端暴雨的频次较低，对于其形成规律，也缺乏相关历史数据的积累。同时，多位专家还提醒，预警也不能过度发布，最近几年由于频频发生一些突破“历史经验”的极端天气事件，一些地区的气象部门担心事后追责，日常发布预警的频次过高。这会给地方政府和公众造成“狼来了”的感觉，不利于真正发生灾害时的动员。

　　谷超表示，在刑法中增设高利转贷罪时，我国的银行都是全民所有制性质。当时设立这个罪名，也是从国有资产安全和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为期两天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于当地时间8月6日在沙特城市吉达闭幕。从新华社报道来看，“与会各方强调通过国际协商实现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毛昭晖认为，刑法设立高利转贷罪至今尚未修改过，随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犯罪行为变得更为复杂，有的涉及违法行为、有的涉及违纪行为。犯罪涉及到的人员也更广泛，包含政府、政法机关、金融系统的官员等等，有的还涉及代理人等。他认为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情形进一步细化。

　　《半月谈》曾评论称，在一些高利转贷案中，有领导干部多次以名下房屋需要装修为由向银行大量贷款，动辄数百万元的“装修贷款”明显超出正常的装修需求，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合理之处，折射金融机构对涉公职人员贷款的资金用途存在管理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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