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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看，2020年实现学术产出总量并行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但当时还有一个期望，即投入到基础研究的资源可以与欧美大体相当，后来这点没能完全实现。2030年实现贡献并行目标预计会有一定的难度，当初预测时对全球科研合作的预测显得过于乐观，对2050年实现源头并行目标也还要再观察才能判断。”杨卫说。

　　GDP前十阵营中，深圳表现最为亮眼。今年一季度，深圳GDP达到7772.19亿元，同比增长6.5%，在十强城市中排名第一。相比去年同期，季度增量高达700亿元，以10%的名义增速领跑万亿城市。

　　《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报道，2012年以来，福建省探索从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引进优秀博士、硕士毕业生，直接挂职副县（区）长、副镇长等重要岗位干部，并配套多项措施重点培养，旨在战略性培养储备年轻干部。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李亮认为，基础研究中有一类，短期内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应用场景，比如寻找质量的来源或正反物质不对称起源，这些问题是关乎宇宙发展和演化的终极问题，不能用简单需求去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向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过于强调“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的二分法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自由探索型的基础研究是漫无目的的，实际上，其目的是构建新的科学知识体系。

　　同日，伯恩斯在推特中上传了一张乘坐高铁的照片，配文“搭乘复兴号北上，跨越长江的瞬间”。这是自去年8月以来，伯恩斯再次以直观的方式对外展现中国高铁。此前，他曾写道：时速可以达到308公里的复兴号令他感到“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在伯恩斯大使过去几天的推文中，外界还能看到他记述“很高兴见到”自己的母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办双语教学项目；转发了塞内加尔大使锡拉向国家主席习近平递交国书的推文；以及前往赛珍珠女士（Pearl S。 Buck）故居，尊称其为“两国之间‘人民的桥梁’”，称自己“获得了诸多启发”。

　　王贻芳指出，当下，以竞争性项目制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制中，科学研究的一切组织事宜由政府的项目管理官员来控制，他们拥有立项、组织评审、审批等权力。这种管理体制相当于中央部委直接管理课题组，完全忽略或跳过了关键的中间层——科研单位。这与大多数国家的科研管理模式不太一样，没有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专家的作用。“本质上其实是不相信科学家。”他说。

　　在曾刚看来，深圳的外贸结构中东南亚占比较高，而苏州则主要是欧美占比很大。尽管深圳也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但苏州面临的压力明显更大——

　　对此，我专门采访了知名区域经济专家，湖北省统计局原副局长叶青。他表示，“武汉一季度4.5%的增速，我觉得比较正常，不过现在的亮点还是不够多。”

　　2003年，作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北生所开始筹建，其目标是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王晓东是北生所第一、二任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北生所目前每年能获得2.5亿元的稳定经费支持，分别来自北京市、科技部和清华大学。北生所实行理事会下的所长负责制，行政、财务完全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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