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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在特恩布尔、莫里森两任总理任内，澳大利亚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炒作放大中澳分歧，对华采取一系列不负责任和轻率的言行，导致两国关系遭遇困难，高层磋商陷入停摆。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有意改善中澳关系，不断寻求和中方展开对话。去年年底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期间，中澳领导人会晤奠定两国关系破冰的基调，双方高层开启密切往来。中澳建交五十周年纪念日，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访华，随后澳商界人士也纷纷来华交流，寻求重启贸易合作。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看来，当下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陷入的困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底层逻辑：科研的自主权到底该给谁？

　　央视记者问：“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26日签署总统令，任命乌前战略工业部部长帕夫洛·里亚比金为新任驻华大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今年3月21日，福建省委组织部发布任前公示，出生于1984年11月的团省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李腾，拟任省级群团机关正厅长级职务。4月，福建共青团“组织机构”一栏最新信息显示，李腾已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

　　从研发投入总量看，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R&D）投入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1951亿元，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为6.32%，相较十年前的4.8%，已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但仍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5%~25%的平均水平。王贻芳认为，中国基础研究的问题，一方面与总体的投入比例不足有关，更关键的症结在于，6.32%的经费也没有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造成经费的使用效益不高。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冯亚仁 环球时报记者 赵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5月3日报道，5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对话，并希望中方能够积极回应。我们希望在两国政府之间，建立起更好和更深层次的沟通渠道。”

　　大家关心的“林阳”目前在都江堰基地非参观区安静生活，健康养老；“林冰”和“嘟嘟”在雅安基地非参观区，平安健康，且“林冰”今年没有繁育计划。

　　实际上，中乌元首通话也是在积极回应欧洲关切。毕竟俄乌冲突是二战结束70多年来欧洲大陆首次重燃战火，对欧洲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害，安全格局至今仍不明朗。因此，近期欧洲领导人纷纷访华，俄乌冲突都是他们重点关切的问题。而欧洲内部反战声音逐渐扩大，反对拱火浇油的理性观点不断出现，中国政府早先发表的针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文件也越发受到欧洲国家的认真对待，这都为中方派出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赴乌克兰等国斡旋奠定了基础。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85%以上的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评审需要区分所属的科学类别。记者查阅2019~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集中于受理情况》年度报告后发现，四年间，申请项目中，选择第二、第三类项目占比不断上升，一、四类项目占比有所下降。2022年，全部提交的294300多项项目申请中，选择第三类“需求牵引”的项目最多，占申请总量的45.14%，第二类“聚焦前沿”项目比例是44.57%。与之相对，第一类“鼓励探索”项目仅有5.05%的人申请，但回到2019年，这一数字还是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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