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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燕红说，定点医院要根据当地人口规模，配足配齐救治的床位，同时要加强ICU建设。她在11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中国的医疗资源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特别是地区、城乡间差异比较大；国内的医疗资源总体上相对不足，每千人口医疗床位现在是6.7张，每10万人口重症医疗床位不到4张。因此，整体医疗资源都需要提质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特别是要补齐重症医疗服务的短板。

　　一位国内知名病毒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虽然从现有数据来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导致的重症率很低，但依其判断，大规模疫情暴发时，因为民众对新冠病毒的不了解、恐慌，以及无症状感染者都往医院涌，肯定会造成医疗挤兑。实际上，应该将医疗资源留给高危人群。

　　一位长期监测新冠疫情趋势的数据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根据各地公布的数据分析，疫情暴发后，需要ICU床位、普通住院床位及隔离床位的阳性病例占比分别为0.1%、10%和90%左右，也就是说，真正需要住院的患者在所有感染者中仅占10%左右，国内现有医疗资源分配下来完全可以承受这部分压力，最大的压力在于隔离床位。

　　据媒体报道，国内的医学研究成果普遍遇到“转化难”的问题，大量研究成果无法变为实际产品或者方案，制约“转化率”的环节包括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不多、能力不足，对新技术监管政策滞后，新技术应用定价难，新药、新技术能否纳入医保等。

　　李侗曾表示，BF.7变异株主要引发上呼吸道感染，感染后1天就可排毒，致使感染人群迅速增加。很多人感染后症状较轻，这反而给疫情防控带来“更大压力”。一些患者觉得就是劳累或感冒，没有引起重视，继续参加社会活动，当检测出阳性时，已经引发了传播。

　　前述病毒学家认为，国内对于一些离应用很近的新冠防治药物，要加快审批。金冬雁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香港第五波疫情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要及时给高危患者提供口服抗病毒药物。研究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在确诊后口服抗病毒药，死亡率可以下降76%。

　　对防控工作一线代表，孙春兰指出，要充实基层专业防控力量，强化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分级诊疗，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服务，推动各项优化措施落地见效，保障人民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纪检监察一级学科在今年9月才正式进入学科目录，但西南政法大学已经培养了4年监察法人才。谭宗泽介绍，2018年5月至今，监察法专业已招生369人，本科159人，均在当年已经入学的新生中选招，而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面向社会招生。今年6月，首个监察法学实验班本科生全部顺利毕业，已有三届监察法实务方向法律硕士研究生（法学），两届监察法实务方向法律硕士研究生（非法学），以及一届监察法学硕士研究生（学校自主设置二级学科）毕业。学校对录取的学生没有特殊要求，除在职攻读的学生外，目前也没有定向学生。谭宗泽说：“多数毕业生选择上会倾向于公务员尤其是纪检监察方面的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疾控原主任高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推进老年人疫苗接种，首先，还是要由专业人士、科学家把科普做好，与公众充分沟通，提高公众认知很重要。第二，小手拉大手，可以借鉴全民爱国卫生运动中的一些做法，让家里孙子孙女动员爷爷奶奶打疫苗。再者，依靠机制体制优势，从单位层面做些动员。

　　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香港的医疗救治条件与众多发达地区不相上下，但为什么此前新冠暴发时病死率却这么高？其中一个原因，尤其是在疫情暴发早期，医院挤兑致使新冠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同时也影响了非新冠重症病人的及时入院和治疗。香港当时的疫情来得很快、很猛，威尔斯亲王医院病床占用率曾一度高达133%。其实，真正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症病人并没有那么多，医院超负荷运转的原因是，疫情早期没有及时做好分级诊治工作。

　　本报记者 88看球官网 【编辑:88看球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