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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向记者展示了一处房源，所在小区盛晖家园2009年建成，面积为84.09㎡，单价不到15万元，总价为1260万元。“无论是从面积、楼龄还是房型上看，这种房子过去流动性都很高。但实际上，它5月份降了20万，6月份降了30万，还能再谈，可见楼龄新的房子也愁卖。”顾清说。

　　“中介一再告诉我，80万是相当大的降幅，再降的空间不大了。但我仔细了解了这套房的带看情况，7月份，贝壳只有一条带看反馈，市场这么冷淡，我们觉得还有落的空间，现在还不是最低点。”顾清显得颇有把握。

　　《意见》明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加强对中管高校纪检监察工作的统筹领导，中管高校纪委书记担任国家监委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学校纪委合署办公。中管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处置重要问题线索、查办重要案件应当及时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备案，重要情况及时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报告。

　　涿州市水利局多位工程师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涿州市防洪体系与抗洪经验探析》中提到，因北拒马河无堤防，往往出现“大水大淹、小水小淹”的局面，加之永定河向小清河分洪形成的小清河和兰沟洼蓄滞洪区，地势低洼，极易造成全市洪水泛滥。

　　程晓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轮暴雨中，北拒马河和大石河洪峰流量非常极端，它们在涿州交汇，造成了严重洪灾。水文监测显示，此次降雨过程中，北拒马河的洪峰流量高达6200立方米/秒，2012年“7·21”特大暴雨时，这一数字是2570立方米/秒。大石河上游的水文监测点被山洪冲毁，最后监测的洪峰流量已达3300立方米/秒，远高于“7·21”时1280立方米/秒的洪峰流量。

　　包括王新在内的数位受访者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应充分评估高利转贷利益链末端者（指最终接盘的“转贷人”，例如民营企业家）的实际需求，多给他们贷款扶持，让高利转贷者失去存在空间。

　　“这些代表认为，这部分贷款本应用于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项目上，却被用于其他项目，转贷后易引发贷款风险。最终，立法机关采纳了这一建议，在通过稿中增设了这个罪名。”王新说。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程晓陶分析说，涿州如果在通知蓄滞洪区民众转移时，告诉大家，北拒马河上游洪峰流量达到6000多毫米/秒，是“7·21”的两倍多，可能大家的警觉性会不一样。此外，他补充，日本在向公众发布灾害预警时，还会制作避难转移图，细致到告诉人们，如果当地被淹，该去哪个避难所，一些路会被淹，走哪条路更安全。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甚至在日常公布给大众去学习，但国内在这一点上目前还没有这么精细。

　　诚然，中国出席此次会议，对乌克兰来说当然是值得期待的事。但提到“历史性的胜利”，难道不更该在俄乌和谈成功，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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