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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利转贷罪是1997年刑法新设罪名，根据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的大小，行为人最高将被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黄平庆幸所有被困员工8月2日已经全部安全撤离，“如果有同事因为救书把命搭进去了，大家一辈子都会背上心理包袱。”借助直播的机会，黄平感谢伸出援手的救援队和提供安置点的朋友。

　　这场洪灾几乎使中图网二十多年来的心血和积蓄毁于一旦，中图网官方称，“这是企业成立25年来遭遇的最致命的损失和打击”。黄平说，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先想办法让企业活下去。

　　上海之外，今年上半年南通在“万亿城市”之中增长较快，以7%的增速位居第二。南通排名也随之大幅跃升5位，超越西安、合肥、济南、泉州和福州。

　　“不稳”意味着有概率进入“坑校”，这是陈明最大的担忧。“孩子自认为自己不错，但他还那么小，我实在不敢赌。做父母的总想给孩子托个底，能‘混’多好看孩子，别太差就行”。

　　在程晓陶看来，面对极端灾害，应急指挥体系内部，气象、水文、水利等各个系统要及时有效沟通。比如，降雨量多大、各条河流的流量是多少等，应急指挥部门整合信息后，要迅速将灾害的严重程度通知给社会。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为了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对极端天气的适应性，杨赛霓建议，当下迫切需要去重新评估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暴雨场景下，部分高风险区基础设施可能面临的冲击，现有的设防水平是否需要升级和更新。“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大范围的核查，看看已有设施设防标准的缺口有多大，这涉及到巨大的工作量，技术强度也很大，但这件事现在必须去做。”

　　包括王新在内的数位受访者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应充分评估高利转贷利益链末端者（指最终接盘的“转贷人”，例如民营企业家）的实际需求，多给他们贷款扶持，让高利转贷者失去存在空间。

　　近些年，国内也在要求基建项目要做气候可行性论证，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城市安全的重大规划和重点工程。但巢清尘指出，目前的论证更多围绕着历史观测数据，没有考虑到对未来极端天气的预测情况。此外，多部门间系统性联动还不够，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文件上。“一般都是部分城市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灾害之后，会强化这方面的意识，然后零星做一些基于灾害风险的评估工作，但过几年后，因为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灾害，又懈怠了。”

　　本报记者 2022世界杯体彩 倍率 【编辑:2022世界杯体彩 倍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