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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辞调研后发现，日韩研究机构从政府处获得的稳定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约为70%，在加拿大著名的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政府稳定支持比例更是能达到80%。她希望，在中国，对理论物理所这类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稳定支持的比例至少应在70%左右。

　　据黑龙江省纪委监委4月25日消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张希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佳木斯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对CEIAS的这项民调，韩国东亚研究所所长禹守根认为“采样小，81%的‘厌华’结果并不能代表韩国人如何看中国的真实情况”。但他也告诉《环球时报》驻韩国记者，韩国国民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一直存在，“嫌中”情绪近些年确实越来越严重。

　　“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往往是未经检验过的全新概念的前期研究，具有高风险、难以预测、跨学科等特点，专家通常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在评审专家共识基础上的传统项目模式并不适合资助这类项目，需要探索新的“非共识”资助模式。

　　对此，华为董事、质量与流程IT部总裁陶景文表示：“面对包含ERP在内的企业作业和管理核心系统的断供停服，我们不仅能造得出来，还换得了，用得好，现在终于可以宣布，我们已经突破了封锁，我们活了下来！”

　　近日，中纪委网站刊发题为《欲壑难填 终陷囹圄》的文章，对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闫学会严重违纪违法案进行剖析。

　　2022年12月，国务院同意在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等6个城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试点期3年。至此，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增加到11个。自2015年在北京启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以来，服务业扩大开放已形成“1+N”试点格局。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就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任务驱动下，“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亦随之兴起。

　　中方这一严正表态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但反常的是，韩国外交部一改之前的态度，于20日夜，由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张浩镇出面，“召见”了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以“批评韩国元首是外交失礼”为由表示抗议，甚至强调，“中方应努力避免因此次事件对两国关系发展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站在当下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回答：基础研究需要怎样的资助方式，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无用”和“有用”间如何平衡、转化？为何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缺乏对全人类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前瞻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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