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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因此，在‘入口’处的基金委在资助时如果过度强调目标的清晰性，则容易导致项目前瞻性不够，相当于喇叭口一开始就收得非常小了，但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喇叭口。”穆荣平说。

　　庄辞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负责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科研人员申请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资助周期是4年，一共可拿到约60万元的项目经费，平均每年就是15万，“这意味着一个博士后的工资可能都负担不起”。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中乌元首通话也是给那些居心不良的美西方政客打脸——如果不是中国坚定不移维持与俄乌两国的友好关系，世界将失去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可以说，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就是为世界保留了和平的种子。

　　最近网上走红的淄博烧烤也引起了叶青的注意。据他观察，近期武汉市场的小龙虾消费季开始预热了，武汉小龙虾有走红潜质，可以将其打造成为武汉消费市场的亮点。他认为，五一节来临，可以大力打造消费“爆款”，吸引外地游客到来。

　　今年2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召开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新闻会上坦率称，解决“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从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从源头上找。3月，国务院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科技部重组位列改革工作首位，也再度让人们聚焦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

　　另一面，寻亲路上这些年，家长们互帮互助，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朋友，甚至更熟的关系——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场合，他们互称“兄弟姐妹”。

　　2018~2019年间，时任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局长的郑晓年到中科院各所调研，发现“存量资金”比较大，且科研人员不愿意花存量经费的现象很普遍。“我问科研人员，你为什么把这么多钱留在手上，他说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争取到经费，没经费就没绩效了。”

　　在例行记者会上提出相关问题的是总台央视记者，而不是一些外媒记者。这显然意味着中国方面相当乐意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更须注意，此前一天，中乌两国最高领导人刚通了电话。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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