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那时候就这么过来的，也没觉得怎么着 ，但这次坐硬座感觉到了累”，申军良说。可能自己年龄大了，也可能是平时开网约车熬夜，总之，身体不如以前了。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已连续多年在两会上呼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研究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一些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但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差距。《世界杯有重播吗？》　　这种“杂交”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两种系统不兼容，且由于涉及底层冲突，解决起来很困难，进一步造成工期延误、成本增加、开通后故障不断等一系列问题。

　　专家建议，随着中央科技委成立，下一步应从顶层设计上理顺整个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对同类项目进行清理，明确不同科研管理机构的资助定位，比如基金委更聚焦原创性或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以长期滚动资助为主；科技部负责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关的重大专项和国家实验室，抓大放小，进行“有组织的科研攻关”。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应该尘埃落定。然而，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为了追求所谓对日“外交突破”，在最后一刻决定让高铁转用日本的列车和核心机电系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