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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8月3日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连续性强降雨后,许多水仍留在山区土壤里,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目前流量减小,还会持续性向下游汇聚,但洪峰已经过去,不会给下游造成像前几天那样的压力。
人们以往对极端天气的“常识性”理解正在不断被打破。因此,杨赛霓建议,面对极端天气,发布的预警本身也不能再限于单纯气象因子强度的预警,而应该是“基于承灾对象”的预警。比如,对当地交通、通讯和电力设施影响几何?对具体某个地区的哪些人群有多大影响?农田受损情况如何?人们只有知道这些信息,才有更多预先行动的依据,做更充分且适当的准备。
《中国新闻周刊》从相关通报看,涉及此类问题的公职人员覆盖面非常广,既有党委、政府官员,也有银行高层、国企高管等;既有省公安厅副厅长,也有基层干部。他们不仅因此丢了公职,还锒铛入狱。
多位救援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此次救援的挑战也远高于“7·21”和郑州“7·20”特大暴雨时期。8月2日上午,中国皮划艇协会新兴项目委员会主任金绍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一天凌晨,他们一行人带着皮划艇抵达涿州。“很多道路不通,我们只能哪条路通,就往哪儿走。”金绍辉说。此外,洪水进入平原,行洪速度放缓。水下很多杂物,铁片、树枝,甚至电线等障碍,随时可能阻拦、破坏船艇。部分救援队只能先清理障碍,再想办法救援。
“现在您就看急售的房子,我们推的也都是这种。大部分的业主并不着急卖,等两三年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所以他们没有降价的意愿,您看这种房源也没有意义。”多位房产经纪人都持相似态度。
“至少对涿州而言,这次洪水过后,应该对整个城市做一次与气候适应相关的全面体检,结合未来的趋势预测,看看还有哪些防洪设施、基础设施达不到标准,如何更好地重建。”巢清尘建议。
“说是要撤离,但在农村,谁家没有鸡鸭牛羊的,总得留个人在家,怕重要物件冲跑了”。张亮说。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洪水突然漫进屋子,水位迅速抬高,他来不及跑,只能匆忙捞了两包方便面,爬到房顶。缺水、缺粮,手机没有信号。30多个小时后,张亮和其他村民才被一支民间救援队转运出来。
谷超表示,在刑法中增设高利转贷罪时,我国的银行都是全民所有制性质。当时设立这个罪名,也是从国有资产安全和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在交通方面,研究基础设施风险评估与应急管理的杨赛霓提到,一座十年前设计的桥梁满足“50年一遇”的设防水平,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数据测算得出的标准。如果加入最近几年的数据后,可能十年前的“50年一遇”只相当于现在的“20年一遇”。
2003年,时任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和代理外长埃卜达林表示不会在仁爱礁建造新设施。然而,20多年过去,菲律宾不仅未能遵守承诺将搁浅军舰拖走,还在船体不断锈蚀的情况下,多次运送建材修复,企图改变仁爱礁“现状”,实现永久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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