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直言，面对这个结果，他很诧异。“如果国家层面上没有相关制度规定，地方上缺少依据办不了，我也可以理解。但在国家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还无法转任，有些不能理解。”

　　记者调查发现，受商业利益驱使，一些研学机构会将大凉山的孩子包装为“寻求支教老师的学生”，并借此推出“7天收费万元就能拿到志愿者公益证书、乡村助学研学报告”的研学项目。

　　不愿接受大幅度降薪是一部分原因。据媒体报道，2014年，拥有交通规划专业硕士学位的项勤毅出任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智能交通调度高级主管，成为聘任制公务员，年薪为税后30多万元。入职之后，他接手了交通规划和治堵工作。2019年，他拿到续聘合同，年薪增长到税后50万元，“转为普通公务员的话，待遇可能直接砍半，这是我很难接受的”。《波胆》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才资源开发研究室原副主任余仲华在《饱受热议的公务员聘任制试点》中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原有干部人事制度不能从农村直接招收干部，以致乡镇干部来源不足的问题，很多地区开始在乡镇实行干部聘任（用）制。仅甘肃省就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为乡镇党政机关补充近4800余名招聘干部，还有一些地县自行招聘了一部分干部。

　　由于张华自己也曾在大凉山某地一中学经历过一年的支教，他深刻感受到，教育具有专业性。部分支教研学过于商业化，机构和志愿者们往往忽略了大凉山孩子的真正需求，这导致很多商业教学团队志愿者未经选拔、缺乏专业培训，实际支教效果堪忧；有些支教研学团就是“走马观花”，给大凉山的孩子发礼物合影完就走了。

　　有了漂亮的业绩做基础，恒大就可以大幅融资，继续以高杠杆的模式做大规模。过去几年，由于房地产融资渠道被收紧，恒大更是首批踩中“三道红线”的房企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恒大面临极大的资金压力，既面临巨大的偿债压力，同时还要维持高杠杆的滚动开发模式，所以，通过财务造假将业绩做得很漂亮，就可以在银行以及资本市场融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