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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王贻芳指出，当下，以竞争性项目制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制中，科学研究的一切组织事宜由政府的项目管理官员来控制，他们拥有立项、组织评审、审批等权力。这种管理体制相当于中央部委直接管理课题组，完全忽略或跳过了关键的中间层——科研单位。这与大多数国家的科研管理模式不太一样，没有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专家的作用。“本质上其实是不相信科学家。”他说。世界杯竞猜软件杯竞猜软件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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