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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熟悉涿州水利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北京房山的镇江营村临近涿州，位于北拒马河上游，村里有一座年代久远的铁索吊桥横跨北拒马河，曾经历过1986年、1996年、1998年、2012年的洪水，吊桥岿然不动。但8月1日早上，洪水过境，当地人发现，这座桥已不见踪影。“涿州市多年没发过大洪水，大家对洪灾的意识是缺乏的，都心存侥幸。”上述熟悉涿州水利的人士说。

　　从得知洪水将至，员工就在全力堆叠沙袋、搬运图书，但洪水来得太过迅速，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仓库进水，图书被泡。当水势过大不得不放弃抢救图书从仓库撤离后，员工退到了办公室的四楼，等待救援，在洪水包围的孤楼里度过了一夜。

　　2012年“7·21”特大暴雨发生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涞源成为洪灾的重灾区，涞水县野三坡景区遭受自1986年开放以来最致命的重创。据2012年媒体报道，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野三坡景区上游的拒马河干流无水库等拦蓄工程，导致洪水迅猛，河道难以消化如此大的降水，但水库修建须由国家统一规划，种种原因致使当地修建水库搁浅。

　　多位受访者还表示，公众对公职人员触犯刑法，了解最多的是受贿罪、贪污罪等，对高利转贷罪认知非常有限，这也让一些人即便知道身边有人存在这种行为，也意识不到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有受访者表示，他身边的公职人员认为高利转贷行为挺正常，甚至这属于会理财的聪明人。

　　这场洪灾几乎使中图网二十多年来的心血和积蓄毁于一旦，中图网官方称，“这是企业成立25年来遭遇的最致命的损失和打击”。黄平说，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先想办法让企业活下去。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频发，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跟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贷前审查阶段，金融机构因为将公职人员当成“优质客户”，进而对他们的贷款合同疏于审查，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发贷过程中，没有对这笔款项的走向和实际用途进行认真把关；放贷后，很少去监管这笔资金是否在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8月9日10时左右，四川雅安雨城区鱼鳞坝网红打卡点十余名游客正在拍照打卡，突遇河道涨水，多人被洪水冲走，造成人员伤亡情况发生。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黄平回忆，当时为了防灾，他留在北京统筹，一位负责日常运营的副总到了涿州，但由于封路，只能到库房附近，库房现场也安排了人员负责调度。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来看，他们预判可能有风险，但不一定特别大。之后他们开始组织人力把低处的书往高处搬，但因为库存书籍太多，库房剩余空间有限，加上停电，电梯停运，临时又请不到搬运工，搬运效率很低，导致书籍无法及时挪走。后来，大家想办法凑到了2000包沙袋，在此之前，黄平向涿州市政府求援，但由于洪水来袭，加上人力不足，部分沙袋运不过来。“在这么大的灾害面前，所有人都尽心尽力了，我们都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

　　王健林曾在一次演讲中特别指出：万达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审计队伍，我个人在集团不分管具体业务，唯一管的部门就是审计部，审计部就相当于万达集团的纪委。这支团队忠诚、严谨、能力强，在集团内树立了权威，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当时覃国友已在县委副调研员任上干了6年，他想“既然‘官路’不畅，转走‘商路’”也行。2009年至2013年，覃先后以其本人及其女儿的名义，以购买挖掘机为由分4次向广西鹿寨农村合作银行贷款（合计305万元），然后将所贷款项借给王某某和张某某二人，并收取利息。经查，覃国友通过高利转贷方式共牟利119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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